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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是思想从形成走向成熟并逐步被全国人民所接受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发起的思想学习宣传运动对推进思想的大众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结这一时期思想学习宣传运动的经验,对于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也有重大启示。

  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工作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张如心、邓拓、、王稼祥等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出了“同志的思想”这个概念。1942年7月1日,邓拓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主义》的社论中明确提出“主义”这个概念。1943年7月,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其中使用了“同志的思想”和“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1943年8月,王稼祥发表了《中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思想”这一概念,他认为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思想的正式提出为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逻辑前提。

  在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中,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渐成熟。1937年,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两本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揭露并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成熟。1938年出版的《论持久战》进一步发展了的军事思想。1939年10月起,先后发表了《〈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两篇文章,标志着建党思想的成熟。1940年初,《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问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一系列理论成果为“思想”的学习宣传提供了理论基础。

  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命题,并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竞赛活动。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并以党章的名义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研究的理论贡献,宣传思想。从1940年开始,杨松、艾思奇、张如心等人不断发表文章,研究和宣传思想,他们深入挖掘思想的内涵,概括归纳思想的理论体系,广泛宣传思想。经过党内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宣传,思想逐渐被党内领导层所认可。

  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其主要任务是“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政治报告,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1944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要求用“以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经过整风运动,思想在党内得到广泛传播,实现了党内思想上的统一。

  这一时期,党中央号召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思想,思想逐步从党内国内走向世界。七大正式将的理论定名为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思想,宣传思想,用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些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在“三个一切”思想的指导下,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思想的高潮。思想逐渐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

  同时,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思想在国外的宣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对中国在延安时期客观真实的报道汇编成了两部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和《中国人征服中国》,向西方世界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和的思想主张,使思想走向了世界。

  当前,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延安时期思想学习宣传运动的经验,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要建立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水平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高度重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面引导作用,深入挖掘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内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使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旗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未刊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7ZDA0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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